标题上说“陷入困境”。导语则说“挣扎”。因此，当《纽约时报》用这样的描述来形容音乐剧时，剧场圈的人会立刻警觉起来。
9月22日由迈克尔·保尔森撰写的文章无疑让人感到沮丧，即使对剧场内部人士来说，这其中的内容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时报》并不是一份行业出版物；它面向的是广泛的读者群，并且无疑能够影响意见领袖。因此，文章为百老汇联盟的负责人杰森·拉克斯；对于百老汇费用持悲观态度的知名人士安德鲁·劳埃德·韦伯；以及商业制片人和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他们谈论这个领域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百老汇一些最成功的制片人，比如大卫·斯通（《女巫前传》）、凯文·麦考伦（《六》和《肉馅谍影》）、以及杰弗里·塞勒（《汉密尔顿》）并未参与其中，仿佛该领域的最大牌选择避开这一唱衰的文章。
文章发表后，社交媒体上讨论激烈，从观众对其挚爱的艺术形式表达担忧，到资深人士对文章不以为然，称百老汇的消亡自几年前就被定期预测。也就是说，很难不去担忧25至30百万美元的预算和相对较少的财务成功剧目是否会让百老汇定价过高而影响生存能力，因为制作成本和票价息息相关。
文章的时机似乎特别针对两个问题：文章中提到的一个和奇怪地未提到的一个。显然，百老汇联盟及组成其选民的制作人正在积极游说延长纽约州的税收抵免政策，该政策为每部演出提供最高300万美元的费用减免，以至于在一些作品的发行文件中，它似乎是一个确定的事项。但由于该计划资金用尽，尽管它获得了短暂的临时缓解，联盟及其成员现在显然在幕后努力确保它能够延长并获得财务补充，而不仅仅是一个短期计划，以解决疫情后的挑战，而是百老汇投资回收的结构性困难。保尔森的文章为与政府部门对话的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工具。
文章未提到的是该文章发表一周后，联盟与演员权益协会及美国音乐家联合会（AFM）的集体谈判协议即将到期，双方之间的谈判正在进行中。该文章充当了制作人们在巨大财务压力下的喇叭，倾斜了公众的意见——这是过去百老汇停工或停工威胁中影响过的一个因素——向他们倾斜。
文章发表后，工会有机会对文章作出回应。在一份声明中，演员权益协会执行主任阿尔·文森特说，部分内容如下：
“我们不知道百老汇的哪些剧目正在挣扎，因为我们实际上不知道哪些剧目在盈利——我们对任何戏剧作品的融资或预算没有任何控制权或洞察力，因为百老汇联盟从未愿意向我们提供这些信息。
“我们知道的是：这个季节被赞誉为史上最盈利的季节。我们知道百老汇联盟并未完全透明他们是如何赚取和管理他们的钱。我们知道许多制作在关闭很久之后通过巡演、授权及其他收入渠道变得更加有利可图。”
美国音乐家联合会（AFM）802地方分会的声明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称：
“坦率地说，第一个是联盟报告称这是有记录以来百老汇收入最高的季节，然后几个月后在与其艺术家谈判时又声称贫困和困境，显得可疑。问题非常简单：百老汇的演员、音乐家、舞台工作人员和所有创意工作者应享有医疗保障、公平的加薪和优厚的福利。在百老汇工作是辛苦和有挑战性的。联盟享受创纪录利润的同时强加于艺术家的节约政策并夺回来之不易的收益已不是什么秘密。艺术家已经受够了这些双重标准：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公平的合同。”
9月30日，路透社的一篇文章高调宣称出现演员罢工的可能性，报道罢工卡已被分发，并将对工会医保基金的贡献作为关键问题。那篇文章和随后的一些文章忽视了AFM与联盟的当前谈判，将舞台上的演员置于前台，而对于音乐剧，虽然乐手较少被看到，但他们对剧目的成功同样重要。
毫无疑问，百老汇目前面临挑战，这不仅限于音乐剧——话剧通常不会超过三个月，现在往往要筹资超过700万美元，并似乎主要依赖于明星来取得成功。不幸的是，这场讨论似乎总是出现在劳动谈判的边缘，推动各方进行实质性解决方案，而不是当所有各方更容易合作进行创新和解决问题时。
当前的关注因最近关闭的《卡巴莱》复排剧的一名小投资者提起的诉讼而更加凸显，该诉讼指控财务违规行为，由于生动的诉讼能带来新闻头条，而此诉讼得到了不成比例的关注。不过，若此诉讼能够使百老汇的财务更为透明，那么也许制作人、工会、媒体和公众都能更清楚地了解百老汇的问题所在，即使“精彩而脆弱的病人”仍需治疗，但还未濒临灭亡。